公丕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进程》，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
正如前述，领土分化所带来的主权归属，不会自动带来对国家全部人口的同等保护，不仅会有不同国家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福利差别，同样也会有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在面对全球市场和资本冲击的不同利害得失。它可以在贸易、投资、环境、劳工、人权、文化、生物多样性这些多元的权利话语之下，通过动态解释知识产权的原则内涵，激发出法律规范的多重可能性，因而避免了知识产权保护单向服务于本土精英和西方跨国资本的盈利需求。
默克公司在主张西他列汀 （ｓｉｔａｇｌｉｐｔｉｎ）专利遭侵犯而提起的７起诉讼中，其中６起都获得了禁令救济。广大农村地区和落后邦州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政治法律系统的语意转化，通过功能分化的社会运动系统，以及活跃的大众媒体系统，并且充分利用各个全球化的跨国功能系统网络，包括人权话语、卫生健康话语、正义道德话语，来对抗各类全球化运作的经济与法律系统的功能迫令。可以说，印度知识产权为我们生动展现了法律全球化涉及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博弈和平衡，乃是政治与法律衡平的技艺。况且，在软件版权保护领域，印度也丝毫并非表现出社会主义传统的特色。２０１８年２月，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了第６版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
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指导意见明确允许和鼓励药剂师提供仿制药作为专利药物的替代品，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驱散药剂师对违背医生处方向患者提供仿制药的恐惧心理。本国的公共性知识和他国的公共性知识，美国实际上根据自身的战略利益，在知识产权规则设计上进行了精巧的区分和安排。See Edward M. Harri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p.249.本文认为前者比较可信，因为前者的观点是基于梭伦改革之后的社会现状得出来的，而后者更多是一种逻辑推演。
[65]那么，克里斯提尼是通过什么措施来树立这种公共权威的呢？ 首先，克里斯提尼扩大了享有公民权的范围，并赋予城邦的基层单位德馍享有特定的政治职能。当然，由他来立法也展现了雅典城邦各个阶层对他的期望，因为德拉古作为立法官是选举产生的，[28]也就是说，这并不完全是贵族的愿望，也是平民的愿望。因为在战争中它采取保守主义的政策，不相信民众的力量，结果最终走向了民众的对立面。就平民而言，法律赋予了他们担任官职和陪审员的各种权利。
毁灭城邦的是， 公民自身的愚蠢行为和对钱财的贪婪。菲罗克勒翁说： 我一开始就能证明我们的权力不在任何王权之下。
[83] 其次，享有极大的司法权。齐默恩说：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他们（陪审员）表现不错。柏拉图曾言：任何行政官员都必定是处理某些事务的法官，而法官尽管不是真的行政官，或真的能够变成行政官，但在一天中的某些重要时刻，他也要对某些事情做决断。……农夫和技工都有一定的公民权利，由之而使他们为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荣耀。
德拉古法规定，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人可以向最高法庭提起诉讼，以说明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与哪一条法律相违。我们通常把atimia翻译为outlawry，即非法的。第一是德拉古之前关于战神山最高法庭议事会的记载： 最高法庭议事会具有护卫法律的职能，但它管辖着城邦中大部分最重大的事务，并对一切扰乱公共秩序者直截了当地进行判刑或罚款。傲慢的希腊词汇是hubris。
德拉古的法律就是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2]这就指出了雅典法和罗马法的区别是城邦之法与帝国之法的区别。
不仅如此，学者默里认为，贵族的酒会显然不仅是一种饮酒的场合，而且是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中心。nomos在公元前五世纪之前的含义为一种秩序，且暗含着社会全体成员视为或应视为有效的束缚性的秩序。
[85]为监督政府权力，法律规定由公民大会对官员的任职资格和在任职期间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设置了相关程序，即任职资格审查程序（dokimasia）和官员在任职期间对其职责行为的审查程序（euthyna）。那如何保证这种立法的实施呢？梭伦要做的就是让民众洞晓所有事情。基于此，对雅典法的研究也往往会陷入此窠臼，因为雅典城邦不同于其余希腊城邦的特点就是其政体多嬗变，多种政体都曾存在过，如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等，这使得现代学者们往往会通过其制度来研究雅典法律。他把公民分为四个阶层，其中前面三个阶层可以担任官职，而第四阶层不能担任官职。通常认为，雅典时期的法律词语为nomos，但此词作为法律术语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才通用起来，而在德拉古和梭伦时代，表示法律的术语是thesmos，[61]两者的含义不同。可见，atimia开始与公民权相连，其含义变为loss of honour。
此时立法权仅属于被选举的立法者或个人，如德拉古或梭伦。[27] 这就是德拉古所面对的社会现实。
【摘要】 雅典的立法者从法律的角度锻造了一个令后世敬仰的城邦共同体。……就大多数人而论，在政体方面最为难忍和辛酸的事情就是身受奴役。
[41] 消除人们的钱财之恋，就是要改变少数人奴役多数人的状态，让享有公民权的人处于平等的状态。但学者Hariss认为，梭伦立法解除的并不是债务负担而仅仅是债务奴役。
[26]Edward Baldwin, History of Greece, Printed for M.J.Godwin and Co.,1822, p.50. [27]参见注[16]，第178-179页。总之，梭伦立法是为了城邦共同体的福利，其目的是让全体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如Gagarin认为，德拉古立法是基于雅典在公元前七世纪由社会发展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所致。民众也能接触到并享有贵族们的文化，从而提升了自身的品行。
学者帕帕斯说：常识仍然是柏拉图政治理论的标准。[21]由此来看，仅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德拉古立法是难以立足的。
[87] 简言之，雅典立法者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立法者不应以社会中的某个群体为标准，而应以社会的整体品行为根本宗旨。但雅典的立法者众多，因为依据雅典法律，任何人都可以向公民大会提出立法建议，如果通过，那就被称为法律，这些人在当时亦被称为立法者。
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记载，埃菲阿特颁布法令把监督政府的权力以及大部分的司法职能都转让给了500人议事会、民众大会和陪审法庭。对此，学者Murry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权贵们对其对手所展现的优越性大大削弱了城邦中其余群体所享有的荣誉感，这会危及到城邦的安全。
学者Ostward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克里斯提尼的原创：他（克里斯提尼）是把公民权与平等权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之前任何社会都不曾有此等壮举。人民领袖的灵魂是邪恶的， 注定要为他们巨大的傲慢遭受众多苦难。而权贵们的傲慢却让自己孤立起来，他们意欲建立属于自己的行事规则。[39]于是，城邦危机的根源就反映在雅典人自己身上，即对钱财的贪婪与巨大的傲慢。
[67]参见注[65]，第126页。雅典人应自身承担解决城邦危难的责任，不应把问题都推给神灵，其自身的力量才是城邦动力的源泉。
[82]参见注[24]，第170页。他也抑制了权贵们的傲慢，使其才能能够更好地施惠于城邦。
用原先依靠贵族们权威所掌控的习惯法来解决矛盾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于是，德拉古开始以明确的法律规定来取代贵族们的个人意志。[74]虽如此，我们还是看到，行政权和司法权有了特定的划分，行政权事关城邦政治事务，而司法权是对一切公共和私人事务的裁断。
